野心还是“魏”心

在三国人才鼎盛的璀璨夜空中，钟会无疑是相当耀眼的一颗星星。其亮度达到峰值之时，正是三国历史上值得特别记忆的公元264年，即曹魏景元四年。这年8月，平素以参谋见长的钟会第一次、也是最后一次获得独立统兵指挥作战的难得机会：率兵20万与另一曹魏大将邓艾分道伐蜀。11月，魏军突至成都城下，蜀后主刘禅遣使奉玺请降。

就在权力、地位、赏赐、威名等荣誉和桂冠正以罕见的姿态、急速地朝着钟会扑面而来时，钟会却置若罔闻，断然作出令人瞠目结舌的惊险跳跃：“谋反”。众所周知，在古代社会的任何王朝，谋反都是顶级死罪，处刑极重，还殃及族人。既然成本如此昂贵，而钟会又敢于走这一着，想必他是经过了一番痛苦的反复折磨和来回掂量。不料，事与愿违。“自淮南以来，画无遗策”的钟会，这次却出现了漏着。由于一个不起眼的疏忽，本来已经掌握住的局面一发而不可收，内外骚动，乱兵蜂涌。在混战中，钟会被将军胡烈之子胡渊所杀，时年40岁。

对于钟会谋反的目的和动机，前人看法主要有二：一种观点认为，钟会野心太大。史称：钟会平蜀，“威振西土，自谓功名盖世，不可复为人下，加猛将锐卒皆在己手，遂谋反。”“事成，可得天下；不成，退保蜀汉，不失作刘备也。”另一种观点认为，钟会心存魏室，故“矫太后遗诏，使会起兵废文王”，即除掉司马昭。这两种观点差距甚远，孰是孰非，何为谜底呢？还是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钟会的家世、经历和心路吧。

钟会出身权门世家。父亲钟繇曾历魏武、魏文、魏明三帝，官至相国、太尉、太傅等职，曹丕曾称之为“一代之伟人也，后世殆难继矣。”钟会少时敏惠夙成，在严母管教下，雅好书籍，博览群书。及至成年，“有才数技艺，而博学精练名理，以夜续昼，由是获声誉”。魏正始年间，开始步入政坛，历任秘书郎，迁尚书中书侍郎。

当时曹魏政权内弥漫着一股不正常的紧张氛围。曹氏集团同司马氏集团正在展开着时而激烈又时而缓和的权力之争，几乎所有官员都被卷进斗争漩涡。毫无疑问，像钟会这样瞩目的青年才俊早就被双方列入首选拉拢目标的“黑名单”了。

曹爽当政时，邀钟会参预朝议，随皇帝左右。高平陵之变时，钟会是为数不多的魏齐王曹芳的从行者之一，高贵乡公曹髦即位，赐钟会关内侯。史载：“时高贵乡公好才爱士，（司马）望与裴秀、王沈、钟会并见亲待，数侍宴筵。”显然，在曹氏集团看来，依钟会的家世及其影响，他是不会跟司马氏集团走的。可是，司马氏集团也不示弱。司马师闻钟会“博学明识，无所不贯”，便约其面谈，“平旦入见，至鼓二乃出”，留给司马师的印象难得：“此真王佐材也。”司马兄弟相继率军东征淮南毋丘俭和诸葛诞时，钟会皆随从，典知密事，谋谟帷幄，建功甚多，“时人谓之子房”。司马昭尤其赏识钟会，亲待日隆，“以中郎在大将军府管记室事，为腹心之任”。应当承认，在司马氏集团麾下，钟会的才能确实得到相当的发挥。

然而，司马氏集团的一些人仍然对钟会持怀疑态度。有人告诫司马昭“钟会难信”，司马昭之妻也认为钟会“见利忘义，好为事端，宠过必乱，不可大任”。其实，钟会并非见利忘义之徒，史书称他少时“衣不过青绀，亲营家事，自知恭俭，然见得思义，临财必让。会前后赐钱帛数百万计，悉送供公家之用，一无所取”。看来钟会在生活和家事以及公私关系上，是无可非议的。不过，一些人看到钟会从失势的曹氏集团跳到得势的司马氏集团，步步高升，居以重位，故责其势利，想必也是不乏道理的。同时，还有一些人看到钟会对司马昭的几次提拔多番推让：“迁为太仆，固辞不就”，又“进爵陈侯，屡让不受”，感到司马师对钟会再好，恐怕也很难拴住钟会的心。

钟会究竟是野心还是“魏”心？我比较倾向于后者。钟家深受曹魏大恩，他定会铭记在心。在司马氏集团的招招狠逼下，曹氏集团节节退让。钟会看在眼里，明在心里，绝顶聪明的他知道正面抵抗挡不住司马氏集团的凌厉攻势，只有暂且栖身，等待时机，一旦成熟，方可起事。事情正是如此，当钟会踌躇满志地率军伐蜀之时，他的“魏”心全然暴露无遗，其证据便是他当时发布的《移檄蜀将吏士民》一文。在这篇不大引人注意的檄文中，钟会指名赞扬曹氏三帝：“太祖武皇帝神武圣哲，拨乱反正，拯其将坠，造我区夏。高祖文皇帝应天顺民，受命践。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，恢拓洪业。”而对执政20余年的司马懿父子却一字未提，只是含糊地称“宰辅”怎样。怪不得有人看到这种不合时宜的反常提法，立即嗅出不对味，马上报告司马昭，说钟会“谋反”。倘若钟会真的出于野心，他根本犯不上这样做。

或许有人觉得钟会没选对时机，司马昭不是早就预言过吗？“灭蜀之后，中国将士，人自思归，蜀之遗黎，犹怀震恐，纵有异志，无能为也。”我想，这也太低估钟会的智商了，如果他连这点常识性的东西都看不出来，还搞什么兵变，岂不污了“子房”的名声？！钟会假托太后遗诏，一则为了表明“魏”心，，二则可以此加强号召力，使众将士团结一心，共同反对司马氏。

钟会失败，关键在慎密不够，过于相信身边人，犯下了司马昭过于相信他的同样的错误。他欲杀胡烈，监军卫不同意，二人相持不下。其间，卫如厕，碰到胡烈旧属丘建，要丘建“宣语三军，言会反”。而丘建本是胡烈推荐给司马昭的，钟会征蜀时召其随行，任帐下督，颇受器重。谁知在这事关成败的千钧一发之际，丘建倒向胡烈一边，散布谣言，煽动将士不服从指挥。同时，伪装病倒的卫也抓紧活动，“作檄宣告诸军，诸军并已倡义，凌旦共攻会”。就这样，钟会怀着深深的遗恨倒在乱刀之下，并且还背负着“谋反”的恶名。怅望千秋，有谁能够猜出钟会内心的真实意图呢？